一文讲透涉警类玩忽职守罪的辩护

从南宁案出发，以三阶层理论为经纬，以四则案例为标尺—辨析涉警玩忽职守罪辩护的全景图

最近在红星新闻看到一个案例，涉及警方作为被告被法院确认接处警违法，但同时又否定了因果关系，驳回了原告方的行政赔偿请求。正是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自己亲办的两例涉及警察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引发了我对涉警类玩忽职守罪辩护问题的系统性思考。

大家注意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有违法失职行为，就一定有刑事意义上的玩忽职守吗？接处警行为与受害后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到底有多长？如果行政诉讼中法院认定”接处警违法但与死亡无因果关系”，那么在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要证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是否面临同样的论证困境。

这个问题在涉警类案件中尤为突出，因为警察的”作为义务”边界往往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好，带着这个核心问题，我们来看南宁案与我亲办的两个案例认定的三起犯罪事实。

引子：一个拷问因果关系的案例

2024年10月14日，广西南宁21岁双胞胎姐妹何婷、何敏遭妹妹交往仅3个月的男友林某康入室行凶，姐姐重伤二级，妹妹坠亡。2025年8月，检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林某康提起公诉，一审未宣判。

林某康曾用假名交往，期间对妹妹何敏施暴、拍裸照、威胁家人。案发前一个月，他曾破窗入室强行带走何敏，被警方行政拘留15日。释放后第5天再次上门，持刀伤姐姐、带走妹妹。

案发前一晚，何敏曾两次向警方求助。 第一次被以非管辖区推拒，第二次被调解结案，双方签调解书后离开派出所。不到两小时，林某康再次闯入，致一死一重伤。何父认为警方未核查林某康前科、有验伤报告仍调解结案，分别起诉两家公安分局。

其中针对西乡塘公安分局的诉讼已经二审宣判，认定其接处警行为违法；针对江南公安分局的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其未全面调查处理及未履行法定职责。两起诉讼中，法院均认为涉案接处警行为与何先生小女儿的死亡不具有因果关系，驳回了何先生的行政赔偿请求。

三则真实判决——感受裁判尺度

在南宁案的启发下，我们先看三则发生在同一类型主体身上的真实判决，直观感受涉警类玩忽职守罪的案发规律和处罚力度。

【案例一】派出所所长甲、副所长乙玩忽职守案（两宗事实）

事实一：取保候审监管失职

2018年1月至5月间，某派出所副所长乙、所长甲严重不负责任，未按规定将取保候审人员纳入重点人员列管系统、未建立档案、未加强管控、未建议变更强制措施，致使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的涉黑团伙成员丙脱离监管，期间再次组织实施聚众斗殴犯罪。

事实二：故意伤害案未及时立案

2018年5月至8月间，同一派出所副所长乙、所长甲在办理故意伤害案过程中，鉴定为轻伤二级后以调解代替侦查、未及时转立刑事案件、以伤情原因不明为由搁置案件，致使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

判决结果：所长甲有期徒刑八个月，副所长乙有期徒刑十个月。

【案例二】派出所所长丙、副所长丁玩忽职守案（涉黑衍生后果）

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间，某派出所所长丙、副所长丁在办理聚众斗殴案过程中，未采取有效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追究涉案人员刑事责任，以赔偿调解代替侦查，调解后将案件长期搁置，致使9名涉案人员未及时受到刑事追究。这9人后续长期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判决结果：原所长（后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丙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副所长丁有期徒刑一年。

💡 后面三七事实的判决有什么共同特征？

第一，主体都是派出所的”一把手”或业务骨干——所长、副所长；

第二，行为模式都是”不作为”——该管的没管、该立的没立、该抓的没抓；

第三，刑期都在一年左右——说明法院对这类”不作为型”涉警玩忽职守的处罚力度相对克制，但入罪本身对当事人的职业影响是毁灭性的。

对比南宁案，三则案例的结果出罪模式有所不同：南宁案在行政层面被认定为”接处警违法但无因果关系”，而这三则案例中的被告人都被定罪。这恰好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在涉警玩忽职守案中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标准，每一个案件都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精细化辩护。

带着这三个案例的印象，我们进入正式的辩护体系。

第一部分：法律规定与司法现状

一、刑法条文

《刑法》第397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二、立案标准（涉警适用重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2006年）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 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4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7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 导致20人以上严重中毒的

• 造成个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15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75万元以上的

•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 虽未达到3、4两项数额标准，但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 造成公司、企业等单位停业、停产1年以上，或者破产的

• 海关、外汇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100万美元以上外汇被骗购或逃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

• 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 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涉警类玩忽职守罪的案发类型全景

近年来涉警玩忽职守案件多发，主要集中在接处警、看管羁押等环节，实务中定罪率较高但无罪辩护空间有所增大。

A. 接处警环节

– 接警后不出警/迟延出警

– 处警不力（到场后未有效控制局面）

– 对报警事项未做书面记录或未按规定移交

B. 看管羁押环节

– 对在押人员看管不严致脱逃

– 未及时发现和处置在押人员自伤自残

– 未按规定进行人身检查和物品保管

C. 办案程序环节

– 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如案例一事实二）

– 以调解代替侦查（如案例一事实二、案例二）

– 未采取有效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如案例二）

D. 涉案财物管理环节

– 扣押物品未登记、未保管致遗失

– 赃款赃物管理混乱

E. 应急处置环节

– 群众求助未及时响应

– 突发事件处置不当导致事态升级

五、与一般玩忽职守罪的差异化分析

① 职责来源的复合性——数十部法律法规+内部规范+历史惯例

② 判断时点的瞬时性——警察决策往往在数秒/数分钟内作出

③ 因果关系的多环节性——涉及行为人、被害人、第三方、制度因素

④ 职业特性对认定标准的影响——应当引入”合理警察”标准

第二讲：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

一、行为主体：派出所”一把手”的认定困境

涉警玩忽职守罪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警察。根据《刑法》第397条及司法解释，警察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本罪的主体并无争议。

但结合案例一和案例二，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一个突出的主体问题：派出所所长、副所长作为”一把手”和”二把手”，如何界定其监督过失责任？

（一）所长的监督过失

案例一中的所长甲和案例二中的所长丙，都没有直接办理具体案件，而是以”未履行监督职责”被追责。辩护中需要重点审查：

1. 职责分工：该派出所是否有明确的内部职责分工？如果具体案件由副所长负责，所长是否应当承担同等的监督责任？

2. 知情程度：所长是否实际知晓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副所长未向所长汇报，所长是否仍应承担责任？

3. 管理客观障碍：警力是否充足？是否存在”一人多岗”的客观履职困难？

（二）副所长/具体承办人的直接责任

案例一中的副所长乙和案例二中的副所长丁，是具体案件的直接负责人。辩护要点：

1. 行为人是否具有特定作为义务：取保候审监管职责的具体规定是否明确传达

2. 是否存在内部指令冲突：上级是否要求”先调解再说”

3. 外部压力：是否面临绩效考核压力导致优先选择调解而非立案

（三）辅警/协警的主体问题

· 是否具有正式编制或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

· 其行为是否属于”从事公务”而非辅助性劳务

· 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项，不能要求其承担监管责任

二、实行行为：”不作为”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的行为形态通常表现为不作为。涉警类不作为的认定要点：

（一）作为义务的来源

警察的作为义务来源广泛，需严格区分：

1. 法律明确规定（如《人民警察法》第21条规定的”立即救助”义务）

2. 规章制度（接处警规范、办案程序规定）

3. 上级命令或指令

4. 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如已受理的案件、已控制的当事人）

辩护核心切入点：在案例一中，取保候审人员的监管义务——具体由谁来管、怎么管？派出所是否有配套的列管系统和工作规范？如果派出所从未建立重点人员列管系统，仅凭副所长一人是否能够完成监管？

（二）”严重不负责任”的判断标准

《刑法》第397条要求”严重不负责任”，司法实践中参考以下因素：

– 行为偏离正常履职标准的程度

– 是否存在合理的履职障碍（装备不足、警力紧张等）

– 行为人当时的认知能力和判断条件

– “以调解代替侦查”是否属于当时的惯常做法（案例一事实二、案例二）

三、行为结果：危害后果的认定

玩忽职守罪的成立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或”情节严重”。涉警类案件中，常见的结果类型：

（一）人身伤亡——案例一的”不作为”结果

· 取保候审人员脱离监管后再次实施犯罪致人伤亡

· 被害人的伤害结果是否完全由玩忽职守行为导致？

（二）社会影响——案例二的”衍生后果”

· 9名涉案人员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 “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标准——是否形成组织、是否在辖区内造成重大影响、是否有权威媒体报道？

💡 辩护实务关键：案例二中法院很可能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来认定损失要件。辩护律师一定要审查：

（1）是否有权威媒体报道或官方舆情报告？

（2）是否引发群体性事件？

（3）网络帖子、自媒体投诉不构成”恶劣社会影响”。

（4）9人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原因（如其他地区未受打击、其他部门未履职）？

四、因果关系——最核心的辩护战场

因果关系是涉警玩忽职守罪辩护中最核心、最具技术含量的论辩领域。

（一）层次审查法

第一层——事实因果关系（条件关系）：如果没有被告人的玩忽职守行为，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吗？

从南宁案来看：即使派出所接处警规范，是否就能阻止林某某杀害何敏敏？事后的调解书能否切断后续的犯罪链条？

从案例一来看：副所长乙未将取保候审人员丙纳入列管系统，丙在脱离监管期间再次犯罪——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即使纳入列管系统，是否就一定能阻止丙再次犯罪？列管系统的实际效果如何？

第二层——法律因果关系（相当性）：行为人的玩忽职守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否足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第三层——责任限制（规范目的）：注意义务规范的保护范围是否涵盖本案的结果？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个法律条文当初设置这条义务，是为了防止这种结果发生吗？

举个例子你就懂了——

交警查酒驾的案例：

交警在路口拦下一辆车，按规定要检查驾驶证、酒精检测，但他没有检查就放行了。结果这辆车开出去两公里，被一辆闯红灯的大货车撞了，车上乘客死亡。

现在问题来了：交警的”没查酒驾”和”乘客死亡”之间，能用玩忽职守定罪吗？

用第三层来检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警查酒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无证驾驶/醉驾的人上路”。而本案中乘客死亡的原因是”大货车闯红灯”，不是”醉驾/无证驾驶”。所以：这个规范的保护范围（防止醉驾上路），不涵盖本案的结果（被闯红灯的大货车撞死）。

回到南宁案：

接处警规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人身安全”。

而何敏敏的死亡原因是，林某某在被释放（因为行政拘留期满）后第五天，独立实施了杀害行为——这中间隔着行政拘留期满释放、五天的自由活动、被告的独立杀人行为等多重环节。

所以可以论证：接处警规范的保护范围（现场制止违法行为），不涵盖”当事人被释放五天后独立实施的杀人行为”——那已经不是接处警环节能控制的事情了。

再回到案例一：

取保候审监管规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被取保人逃跑、毁灭证据、再次犯罪”。

那么，在派出所从未建立列管系统、从未接受过相关培训的情况下，要求民警为”被取保人脱离监管后再次犯罪”的结果负责——这个规范的保护范围是否涵盖民警”系统缺失”导致的监管不力？

💡 一句话总结第三层的本质： 不是所有”失职行为造成的结果”都能定罪——要看这个结果是不是当初设立这个职责时想要防止的那种结果。如果不是，就不能归责。

╰───────────────────────────────────────────────────────────────────────

（二）介入因素的切断效应

涉警类案件中最为常见的辩护路径：

1. 被害人/第三人的过错行为介入

· 南宁案中林某某的独立犯罪行为

· 嫌疑人脱逃后的独立犯罪行为

2. 其他国家机关的独立行为介入

· 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

· 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轻判

3. 制度缺陷型介入

· 装备不足、系统故障

· 制度漏洞——案例一中”从未建立重点人员列管系统”

· 警力配置严重不足

4. 因果关系的多因一果

案例二中9人发展为涉黑组织成员，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原因？

· 其他地区公安机关未及时打击

· 基层政权组织的监管缺失

· 社会综合治理的宏观问题

💡 因果关系抗辩的黄金法则：

“如果警察完全按照规范履职，危害结果是否仍然可能发生？”

如果答案是”仍然可能发生”，则因果关系不成立

最新司法动向

《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2003）（法〔2003〕167号）：

“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玩忽职守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关于加强和完善检察人员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及相关文件——这些文件讨论的是检察人员自身在履职中的责任认定，涉及”直接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这两个文件为辩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三讲：第二阶层与第三阶层——违法性、有责性

一、违法阻却事由

（一）法令行为

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即便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也不具有违法性。

（二）业务正当行为

警察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基于专业判断作出的决策，即使事后证明并非最优选择，也不应认定为犯罪。

比如：案例一中对调解决策的选择——在当时警力紧张、案件积压的背景下，”调解结案”是否属于基层派出所的通行做法？

二、有责性层次的辩护

（一）警察决策的判断余地

· “瞬间判断”与”深思熟虑”的区别

· 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决策豁免

· 案例一事实二中”以伤情原因不明为由搁置”——如果当时确实无法查明伤情原因，这种搁置是否属于合理判断？

（二）信赖原则的适用

· 对上级指令的信赖

· 对技术系统的信赖（如果列管系统本身不存在，是否还能归责？）

· 对专业分工的依赖

（三）违法性认识错误

· 内部惯例与法规冲突

· “以调解代替侦查”是否系当时的通行做法

· 快速变化的法律环境

（四）期待可能性

当警力严重不足、系统不健全、制度存在缺陷时，期待警察完美履职是否合理？

案例一的核心追问：如果派出所从未建立起重点人员列管系统，也从未进行过相关培训，能否要求副所长乙独立建立这套系统？这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南宁案的延伸追问：在接处警制度规范与基层警力不足之间的现实张力下，要求一线民警在凌晨独自面对家庭暴力警情时做出完美判断，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

第四讲：分类辩护路径与实战策略

一、无罪辩护路径（对照四则案例逐一分析）

路径一：因果关系不成立

· 南宁案的行政判决已经明确：接处警违法≠死亡结果由接处警导致

· 行政判决确认的因果关系否定结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路径二：职责不清

· 案例一：取保候审监管职责范围是否明确？所长与副所长之间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

· 案例二：9人发展为涉黑组织的责任是否应归咎于一次调解行为？

路径三：未达到”严重不负责任”标准

· 在警力严重不足、系统不健全、制度缺失的情况下，一般工作瑕疵与刑法意义上的”严重不负责任”存在本质区别

路径四：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 客观履职条件极度困难的免责论证

二、罪轻辩护路径

（一）多因一果

案例二中9人发展为涉黑组织——这是单一原因还是多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积极履职行为

在案件中仍存在积极履职的部分（如南宁案中派出所组织了调解）

（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情节

三、量刑辩护

（一）三则判决的量刑对比分析

| 被告 | 主体 | 行为 | 刑期 |

|------|------|------|------|

| 所长甲 | 派出所所长 | 取保监管失职+未及时立案 | 8个月 |

| 副所长乙 | 派出所副所长 | 取保监管失职+未及时立案 | 10个月 |

| 所长丙 | 原所长→县局副局长 | 调解代替侦查→9人发展为涉黑 | 11个月 |

| 副所长丁 | 派出所副所长 | 调解代替侦查→9人发展为涉黑 | 1年 |

💡 规律：

· 副所长的刑期普遍重于所长——直接责任>监督责任

· 涉黑衍生后果（案例二）重于单次失职（案例一）

· 整体刑期都在一年以下——法院的处罚力度相对克制

（二）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对量刑的影响

· 职业影响

· 平时表现

· 家庭情况

· 社区影响

四、侦查阶段辩护

（一）第一时间调取证据

· 执法记录仪视频

· 接处警录音、值班记录、监控录像

· 派出所的职责分工文件（”三定方案”）

· 是否存在警力不足、装备匮乏、系统缺失的客观证据

（二）申请取保候审/不予批捕的法律意见书

（三）案例一、案例二的辩护启示

· 侦查阶段就要固定”职责不清”和”制度缺失”的证据

· 申请调取派出所内部的列管系统建设情况

· 申请对取保候审监管流程进行司法鉴定

五、审查起诉阶段辩护

（一）阅卷重点

· 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

· 现场勘查笔录

· 证人证言的一致性

（二）不起诉申请

· 因果关系不成立

· 未达到立案标准

（三）认罪认罚协商

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争取从宽

六、审判阶段辩护

（一）辩护词结构

开篇：提出核心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构成要件该当性抗辩（重点在因果关系）

· 南宁案的核心论证：接处警违法≠死亡结果由接处警导致

· 介入因素分析：被害人的独立行为、第三方的独立行为

第二部分：违法性审查（排除违法事由）

· 调解行为是否属于正常的执法方式

· 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否具有正当性

第三部分：有责性分析

· 期待可能性——在警力、系统、制度三重约束下，是否可能作出不同选择

· 信赖原则——对上级、制度、同事的合理信赖

结语：事实与法理的升华

第五讲：辩护词经典段落与庭审实战

一、涉及多因一果情形的辩护逻辑

适用场景：案例一（取保监管失职+涉黑成员再犯罪）、案例二（调解代替侦查+9人发展为涉黑组织）

辩护逻辑三段论：

大前提：玩忽职守罪的因果关系要求”直接关联性”，多因一果情形下，即使行为人的失职行为构成条件之一，也不能当然认定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小前提：本案中，危害结果的发生系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案例一：涉黑成员丙自身的主观犯意、被害人的行为、其他部门的监管缺失

· 案例二：9人自身的主观意愿、其他地区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状况

结论：被告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相当因果关系，不构成玩忽职守罪。

二、涉及制度缺陷的辩护逻辑

适用场景：派出所从未建立重点人员监管系统（案例一）

辩护逻辑：

在单位从未建立相关制度、从未配置相关系统、从未进行相关培训的情况下，要求基层民警独立承担”制度性失职”的全部责任，既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基本原则。

这个问题问得好。坦白说——作为一个辩护逻辑，这段话有论证价值，但作为事实描述，确实过于绝对，容易被戳穿。

为什么”制度不可能有这么大漏洞”

1. 重点人员监管不是可选项，是法定职责

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规范》《重点人口管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要求派出所建立重点人口（重点人员）列管制度。这是派出所的法定标配动作，不是可选的”加分项”。说一个派出所”从未建立”列管制度，这在制度层面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没有独立的电子系统平台，纸质台账、登记表、走访记录等基础载体是基层派出所的基本工作规范。

2. “从未配置系统”不意味着”没有制度”

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分：制度 vs 系统。

– 制度：列管工作规范、责任分工、列管/撤管标准、走访频率要求——这些是制度层面的。

– 系统：金盾网、公安大数据平台、重点人员管控模块——这些是技术系统层面的。

的确可能某个派出所的重点人员信息系统模块没开通、或者瘫痪、或者民警没有账号权限。但”没有系统”不等于”没有制度要求”。辩护词把两者混在一起说，容易被公诉方或法官拆解：”没有信息系统的硬件，不等于列管职责不存在。”

3. “未培训”的辩护空间存在，但有限

培训缺失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基层所队老带新、以干代学，没有纳入正式培训。这个点可以争取责任减轻（量刑情节），但很难做到”免责”：作为人民警察，对辖区重点人员底数的掌握是岗位基本职责要求，不是需要专门培训才能推知的。

4.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中国刑法的适用极其有限

“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在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中是一个成熟的出罪事由，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极少被单独作为出罪理由。中国法院的主流态度是：期待可能性可以影响量刑（减轻责任），但不轻易影响定罪（阻却责任）。尤其对负有法定职责的公职人员，法院倾向认为”职责本身就包含了被期待的作为义务”。

这个辩护逻辑的正确用法（修正后）

正确的论证方式不是”从未建立制度”，而是”制度执行存在严重缺陷”——这是事实层面的降维，但法理效果类似：

“单位虽然名义上存在重点人员列管制度，但实际运作中：系统长期未部署到基层民警终端、未赋予民警系统操作权限、未进行任何实操培训、缺乏内部考核监督机制。在此制度真空状态下，要求民警独立承担’系统未列管’的全部责任，既不符合罪责自负原则，也超出了合理期待范围。”

关键修改：

原来的说法: “从未建立”

问题: 太过绝对，容易被反证

改为: “制度执行存在系统性缺陷”

原来的说法: “从未配置系统”

问题: 容易被反驳”台账也算”

原来的说法: “不具有期待可能性”

问题: 中国法院极少采用

改为: 改为”超出合理期待+量刑事由”

结论

这个辩护逻辑的内核是对的——制度性缺陷确实应当由制度承担、不应完全转嫁给个体民警。但这段话的表达方式过于绝对化，把辩护空间做窄了。实务中不建议说”制度完全不存在”（容易被基础台账反证），而应该论证 “制度存在但执行严重失灵，民警在客观上不具备履行职责的基本条件”——这样就既有事实支撑，又有法理纵深。

三、涉及接处警违法但无因果关系的辩护逻辑

适用场景：南宁案类型

辩护逻辑：

行政诉讼已认定接处警违法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生效判决对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具有既判力或至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刑事审判应尊重行政审判对同一事实问题的认定结论。

四、法庭发问提纲（针对办案民警）

1. “你在办理取保候审时，所里有没有明确规定归谁监管？”

2. “你们派出所的列管系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当时有没有？”

3. “轻伤二级案件调解结案是你们所里的惯例，还是上级的要求？”

4. “当时的警力配置是什么情况？一个人管几个人？”

5. “你接手这个案子后，有没有向所长汇报过？所长是怎么回复的？”

6. “你接到这起报警的时候，当时你在处理什么？有几起未处理的警情？”（南宁案追问）

五、庭审应变技巧

（一）当公诉人说”只要发生了危害结果，就是玩忽职守”

反驳思路：”没有因果关系，就没有玩忽职守。请法庭明确：玩忽职守罪不是结果责任，不能以结果倒推行为。南宁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法院以行政诉讼的方式确认了接处警违法，但同时否定了因果关系。这充分说明，即便存在失职行为，也必须在行为与结果之间建立直接的、相当的因果关系链条。”

（二）当公诉人说”你是办案民警，所有责任都在你”

反驳思路：”派出所的办案模式是层级审批制，从承办人到副所长到所长到分局，每一层都有审查义务。不能将制度性、系统性的问题全部归咎于最后一环的具体办案人。”

第六讲：前瞻与总结（约15分钟）

一、立法趋势

① 细化玩忽职守罪的入罪标准，提高立案门槛（正在征求意见中）

② 明确”情节严重”和”重大损失”的具体量化标准

③ 引入”重大过失”要件，区分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

二、司法趋势

① 因果关系审查趋严：最高检2025年指导意见要求”直接关联性”

② 客观履职条件的纳入考量：警力、装备、制度保障等作为量刑因素

③ 职业豁免的探讨：对警察现场的即时判断给予更大的容错空间

三、四则案例的辩护启示总结

南宁案（接处警违法≠有因果关系）→ 启示：因果关系是终极防线

案例一（取保监管失职+未及时立案）→ 启示：职责范围的确定性是第一道防线

案例二（调解代替侦查→涉黑衍生）→ 启示：多因一果是第二道防线

案例三（案例一+案例二的量刑对比）→ 启示：量刑辩护大有空间

回到南宁案——这个案子至今仍在行政审判阶段，并未进入刑事程序。但正是它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涉警玩忽职守罪辩护中最核心的那根”因果链条”可以被质疑、被拆解的空间。它告诉我们：一个被认为”违法”的接处警行为，不等于一个必然构成犯罪的玩忽职守行为。

结语

涉警类玩忽职守罪的辩护，是一场”专业对专业”的较量。辩护律师不仅要精通刑法理论，更要熟悉警务实践——从接处警规范到侦查办案流程，从警力配置标准到装备配备要求。

写在这份讲义末尾的四个案例，每一个都在告诉我们：当你为当事人辩护时，你不仅是在为一个派出所所长、副所长辩护，你也是在为他背后那个可能系统性地失序、制度性地缺位的基层执法环境辩护。

这不是为”不作为”开脱——恰恰相反，真正高质量的辩护，是在个案中精准地区分出：哪些是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哪些是制度应当承担的代价。

对于警察而言，最好的辩护是规范履职。但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在每一个案件中寻找事实与法律的最优解，才是专业价值的体现。